一个人，一台电脑，年入百万背后的刺激战场

　　许多互联网弄潮儿喜欢用标签勾勒自己的线上形象，再把诸多概括类名词用一个个竖杠区隔开来。我时常想象，如果这些标签能够实体化，应该会幻化为别在他们胸前的“徽章”。

　　毕业院校、学历程度、任职经历是人手一枚的标配款;除此之外，也有与时俱进的流行款。这些流行款曾经是“币圈人士”“Web3创业者”“DAO成员”，如今则是“一人公司”。

　　于是，我意识到，新的风向出现了。

　　2012年，Instagram 以10亿美元卖给 Facebook 的时候只有13名员工，大众均对此表示难以置信;

　　2022年，一家名为 BuiltWith 的网站年入超1亿元时，公司只有开发者 Gary Brewer 一人，国内网友很快将其奉为“创业大神”;

　　2024年，短短两年过去，OpenAI 的首席执行官 Sam Altman 已经开始期待，能够达到10亿美元估值的 “一人公司” 将在何时诞生。

　　一小部分人开始接受并相信。

　　当技术的迭代周期以指数级加速， AI Agent 能够以更强的易用性满足更多样的生产需求，也许“越来越小的体量，越来越大的价值”才是未来“公司”的模样。

　　更小的一部分人开始践行，以个体作为最小单元，在直面社会中谋求生存与个人成长。

　　尽管他们中间的许多，并没有实际注册属于自己一人的公司，但“一人公司”所象征的“像经营一家公司那样经营自己”的理念，正指引着他们的行动。

　　一场“出走”

　　工作日下午两点，北京朝阳某家书店的咖啡区，坐着不少人。

　　从键盘上飞舞的指尖，屏幕上层叠的聊天框，以及快要见底的咖啡和凌乱的桌面来看，他们当天已经在这里坐很久了。

　　歪歪起身迎接我，她的座位在咖啡区中央一条能容纳8人的长桌上。在之前的线上聊天中，她将这里称为“我们咖啡馆”，这并不是说咖啡馆为歪歪所有，而是指她会和其他的自由职业者朋友，固定在这里办公。

　　2022年夏天，歪歪从一家自媒体机构裸辞，选择成为一名“ IP 孵化手”，给有打造个人IP需求的老板们提供账号代运营服务。她自己找客户，自己交付服务，就像一家只有一个人的小型公司那样。

　　为了缓解独自奋斗的孤独，歪歪与坐在对面的玛莎结成了创业搭子:“她很厉害，已经年入近百万了。”

　　玛莎，85后，自小学画，儿时梦想是成为油画家，“后来发现还没当上就得饿死”，遂放弃。大学修的是设计专业，毕业后先做品牌全案设计，后又做了14年的 UX 设计师，一路从普通小职员做到公司设计总监。

　　在2022年6月之前，玛莎的人生一直按照大众眼中的“标准剧本”进行，然而，当她已经在公司做到了设计总监，反而选择了离开。

　　“上班跟上坟一个逻辑，光上班也还行，但能不能干点正经事。”

　　情绪在公司要求她裁掉组员时开始累积。行情好，公司搞赛马制，设两个总监两个团队;行情不好，需要降本，玛莎将自己的团队裁到只剩5人，公司还要再裁。每天忙到晚上10、11点才下班，大家都走了，玛莎会站在楼顶思考。

　　“不是想跳下去哈，我挺乐观的，就是思考一下未来。”见我露出担忧的表情，玛莎连忙解释。

　　情绪在一个夜晚集中爆发。玛莎在深夜12点回到家，走进卧室时，看见3岁的女儿腾地坐起来，问:“妈妈是你回来了吗?”玛莎询问女儿为何还不睡觉，女儿说:“妈妈我在等着你抱抱我。白天见不到你，晚上还是见不到你。”

　　玛莎并不是会因此就在家相夫教子的性格，但在公司花费大量时间，却无法做自己认为更有意义的事情，这种感觉让她难以忍受。第二天，她找领导要了一个裁员指标，自己拿着n+1，瞒着所有人交了11万8的创业课程学费。

　　无论歪歪还是玛莎，经常会提到的一个词是“出来”，她们会把截止到目前的人生划分成“出来之前”和“出来之后”。

　　歪歪是95后，性格开朗，爱笑，985大学毕业，凭借高分就读抢手的经济管理专业，是会被父母们夸赞的“邻居家的小孩儿”。

　　但她告诉我:“读经济管理专业只是因为高考分数高，不想浪费分数，自己并不喜欢。”很快，她就意识到:不喜欢的事情，怎么也做不好。“实习的时候去审计公司工作，天天写报表、分析资产盘，没有任何热情。”

　　“出来”，用来代称走出职场的同时，似乎也隐含了几分跳出既往框架和标准的意味。

　　在见到歪歪与玛莎的前一天，我还顺着网线联系到了一位正在独立开发AI项目的程序员 LK。

　　他与玛莎一样是85后，迄今做了将近15年的技术工作，4年 iOS、4年 Android、4年服务器、2两年前端，身经百战。

　　LK 今年刚过35岁生日，即便工作能力强、收入高且稳定，也没能逃脱程序员的35岁焦虑。从去年开始，他就频繁地思考:“35岁之后，凭借自己的技术进行工作的合理方式是什么?”

　　22岁，大学刚毕业时，LK 没有选择步入职场，而是在学校附近租了个房子与朋友一起创业。失败后，他前往北京的互联网大厂工作，一路安稳地走到现在。尽管中间也曾尝试过几回O2O、区块链的小型创业，但都没有激起太大水花。

　　直到真正快要走到35岁的关口，这个传说中充斥着“危机”与“被丢弃”的年龄，LK 还是决定认真地再试一次。去年，他注册了自己的公司:“觉得这个阶段，自己无论是在思想还是技术上都相对成熟了，就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做一件事情。”

　　目前 LK 还没有放弃在大厂里的工作，他计划等自己的小公司能够覆盖正职的全部收入时，再离开，可他的生活作息已经因此而改变。

　　下班后的空余时间，LK 全部用来开发AI项目，就连之前妻子怀孕的时候，每天陪伴妻子到晚上10点多，等她睡了还是会再到书桌旁工作。

　　他并不排斥上班，但做自己的项目，显然更有吸引力。

　　崭新且复杂的地图在每一个“出走”的人面前展开，随之而来的问题是，离开了公司、平台这类结构性组织，一个人，单枪匹马，如何界定自己的位置。

　　给自己加杠杆

　　很多人的社交简介上写着“一人公司X年”，现实里却不会直接说“我在做一人公司”。

　　这是因为，大部分将其作为标签的人，并没有真正注册一家企业。

　　但你也无法因此判定他们不是“一人公司”的践行者，因为他们确实一人包揽了提供产品或服务、寻找客户、与客户谈判、签订协议、交付并收款等全环节。

　　在最近的互联网语境里，“一人公司”象征的不只是一家客观存在的实体，更是一种理念——个体致力于用最低的经济成本，提供小而美的产品或服务，用灵活的办公方式，创造跟一家企业等同的价值与回报。

　　由于“一人公司”的践行者与“数字游民”群体有着高度的重合性，我们不妨用数字游民群体的统计数据来了解一些背景。

　　根据相关报道，2020年以来数字游民的数量增加了三倍，目前全球的数字游民数量超3500万，预计在2030年将达到6000万，数字游民的平均年龄是32岁，正逐渐接近人类寿命的中位数。

　　当在互联网经济大潮中成长、学习、工作过的几代人成为世界的主要生产力，新一代的“打工人”无疑更懂得如何利用时代赋予的工具。

　　“AI 给个体的能力加了杠杆。”

　　Cellinlab 语气兴奋，在他看来，有了AI技术的赋能，每个人都有机会成为“超级个体”。

　　这位曾经向往做 Web3创业、组建 DAO 的年轻人，2019年毕业后历经裁员、派系斗争、创业公司倒闭，正狂热地相信:“AI 推动生产力升级后，以往独自一人很难做的的事情，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靠AI弥补。个体将有机会脱离传统的雇佣关系，以更低的成本直接与市场进行交易。”

　　同为程序员的 LK 最开始没想这么多。

　　2023年2月，LK 发现尽管 AI 领域的技术突破如雨后春笋:OpenAI 旗下的ChatGPT 通过了美国医疗执照考试;谷歌推出聊天机器人 Bard;微软将 ChatGPT整合进 Bing 搜索引擎;Meta 宣布开发 LLaMA 大模型。

　　然而，国内还有许多用户接触不到这些生产力工具，LK 便和朋友们开发了一款名为 HalfWork 的网站，接入了国外几家成熟的 AI 大模型。当时还没有“多模态”，他们试着将这些模型整合进一个对话列表中，帮助用户在对话的场景中调用多种 AI 模型。

　　开发了20天后，网站上线，乘着 AI 的流量东风，网站的日均浏览很快破千，积累起了十几万用户，每月收益有两万元左右。

　　但单纯依靠自然流量，网站很难持续运营，眼看着 C 端流量逐月减少，去年8月，LK 决定转向B端产品，为企业做 AI 系统定制。

　　这次，他又花费3个月独自完成了面向 B 端的 AI 网站 HalfDone，并注册了一家名为“事半科技”的公司，正式开启了一人公司的运作。

　　从去年年底到今年4月，LK 一直在社交平台上更新自己的项目开发进度，即便有了 HalfDone 做基础，从收到客户需求到交付，LK 至少要花费一到两周的时间，但客单价很快提升到了50-100万元。

　　很多独立开发者会把产品发在社媒上进行宣传，收获第一批种子用户;之后一边迭代产品，一边通过分享自身创业经验吸纳粉丝，产品最终会慢慢做起来。

　　LK 认为自己并不擅长做流量，过去十几年的工作惯性让他宁愿写3小时代码，也不愿写半小时文章。不得不为网站撰写相关文案时，LK 会求助ChatGPT，但他从不用AI写代码，觉得“AI写得还没自己写的熟练呢”。

　　他在社交平台的ID是“AI创业纪实”，一个很难吸粉的名字;因为实在写不出长篇大论，每篇内容都是简单的开发进度截图加日报式的简短文字。好在，LK 做的是 toB 的生意，对流量、粉丝的需求并不高。

　　然而，对依赖线上获客的人来说，相比起 AI 这类技术工具，“流量”才是他们用来扩展影响力的更重要的杠杆。

　　凯文·凯利曾在《技术元素》里提出“1000个铁杆粉丝理论”，意思是“如果你拥有1000个愿意花一天工资购买你产品的铁杆粉丝，就可以衣食无忧。”

　　这也是最近“个人 IP”赛道愈发火热的缘由。

　　玛莎告诉我，个人 IP 某种意义上也是在做一件去中心化的事情。

　　大家越来越不喜欢组织化、模式化，越来越倾向于在更细分的领域里找到喜欢的博主，在小圈子里获得更多的价值感、归属感，并愿意为此付费。只要影响力足够大，或粉丝粘性足够强，个体也能达到一家小型公司的营收。

　　一直在帮不同人士孵化 IP 的歪歪同样认为:“IP几乎属于零成本投入，只需要付出时间，流量会像杠杆那样帮你撬动更大的生意。”

　　总之，无论是借助 AI 、流量、还是 IP ，意识到传统雇佣关系的种种问题后，“一人公司”的践行们，试图把自己活成一家公司。

　　六边形战士or独臂战士

　　北五环附近的一家民营企业办公室内，歪歪正“以一敌五”。

　　早期依靠朋友推荐的客户资源快要耗尽，她不得不自己外出开拓新客户。

　　歪歪将这家民营企业的风格描述为，“在村里的办公室放张老板椅，老板坐下就开始喝茶那种”。为了拿下客户，她提前准备好了讲解文档，想跟老板介绍下账号定位、后期规划等问题，但硬着头皮到了之后发现，当天只有自己一个人带了电脑。

　　原本要见的民营老板又叫了另外五六个老板一起，他们一边喝茶，一边抽烟、侃大山，没人关心歪歪要讲些什么。

　　“我一个人面对着五六个男性老板，坐在那里还是笑眯眯的，但整个人都是紧绷的，腿已经僵了，鼻子里还在吸着二手烟。”

　　如何把自己推销出去，是初出茅庐的“一人企业家”们需要学习的第一课，毕竟不是每个人都是天生的销售。

　　在歪歪看来，做“一人公司”的好处是，你有自己选择的权利了。

　　“在公司打工，老板谈来的合作、老板指定的选题，你没有办法 say no，但是出来之后，遇到不喜欢的合作者，你可以拒绝。”

　　但自由的前提永远是，能够找到足够多、足够稳定的客户供自己筛选，不然连存活都成问题。公司有自己的销售、有自己的市场部，自成一家公司后，营收的压力不会等你做好准备才袭来。

　　离开职场的第二年，去年年底，两个老客户同时与歪歪中止合作，拓客压力变大，收入变得被动。IP孵化手不再是一个崭新的赛道，竞争逐渐加大:“很多生意靠的是时间差和信息差，这些不见了之后，该怎么办?”

　　一向情绪稳定的 LK，也是在今年3月，三个项目同时不了了之后，开始出现心理波动。

　　因为要给企业提供定制的 AI 系统，LK 与客户的合作模式通常是先收一笔小钱做个定制方案或 demo 给对方看，如果对方觉得可以推进，再收几十万元开发完整的产品。

　　“试错和调整的过程挺痛苦的，三个项目到最后都没成，付出了很多时间，但没有结果。”

　　在现有的一些资料里，人们会把“一人公司”的优势总结为:“能够迅速行动，更快地实验，执行数据驱动的决策，并通过一系列不同的假设进行测试，从而实现产品与市场的匹配。”但个体在其中所需付出的“时间成本”被大大低估了。

　　由于 LK 同时在做一份正职工作，因此当多个项目并行时，每天晚上7点下班后，他需要继续为自己工作到凌晨四五点，周末两个全天也得保持工作状态。

　　自己做产品不像在公司里做产品，会有产品经理设计需求、设计师设计UI界面、技术开发完成后还有专门的人负责产品测试。LK 只能有了大体想法后，先参考成熟产品的做法，再在操作中逐渐捋清每个环节。

　　成为“一人企业家”似乎在逼迫着个体进化为无所不能的“六边形战士”，作为旁观者的我看来，某种程度上这比给公司打工更累，对于个体的考验更多。

　　玛莎却觉得，作为个体来说，除了选择当六边形战士，也可以做独臂战士。“就像现在的 IP 联合一样，每个人把自己擅长的东西做到极致，再彼此互补，也可以发挥极大的效果。”

　　我暗自心想，玛莎跟 Cellinlab 应该能成为朋友。

　　在判断 AI 能够给个体带去前所未有的机会后，Cellinlab 也曾想成为一名独立开发者，但考虑到 AI 产品研发周期长、变现难，再加上对自己更擅长做流量的判断，他决定走第二条道路——成立 AI 社区，做一名“超级链接者”。

　　“AI 确实给每个人加了杠杆，但 AI 并没有强到可以帮人做完所有事。现状是很多人的技能或资源还在闲置，理想状态是大家可以分布式协作，共同创新。”

　　Cellinlab 花了很多时间向我介绍他的“超级个体增长飞轮”项目。

　　简单来说，他想做的是把拥有开发、运营、销售等专长，并且对 AI 感兴趣，想要创造 AI 产品的个体链接在一起，大家共创产品或服务。而作为“中介”的他，未来将通过从产品收益中抽成的方式获利，用 Cellinlab 的话来讲，这是一种以技术资本进行投资的新模式。

　　最近，每周二、三、四、六的晚上，Cellinlab 都会直播两到三小时，邀请嘉宾分享 AI 创业的经验与思考。每周六，他们还会组织线下的 AI 活动，鼓励大家分享有关 AI 项目的好点子。

　　线下活动的场地是位于北京西城区的“昆仑巢”，创始人是曾经创办“车库咖啡”的苏菂。

　　经历过十几年前互联网创业热潮，或是了解这段过往的人会知道，位于北京海淀西大街48号的车库咖啡，是国内第一个以创业为主题的咖啡馆，乘着互联网经济的东风，不少年轻人曾聚集在这里聊想法、聊技术、组团队、谈投资。

　　2023年11月，苏菂又创办了昆仑巢，希望继续为有想法的年轻人提供交流场地。自“AI 革命”以来，一颗颗不甘心做一辈子打工人的心脏，再次蠢蠢欲动，大量的线下沙龙、黑松客活动变得愈发频繁，一批热血青年正再一次聚集。

　　能赚钱吗?

　　去年，普华永道进行了一项名为“2023年希望与恐惧:全球劳动力调查”的研究。

　　他们调查了全球46个国家及地区的近5.4万名员工对待工作的态度及行为，发现，有53%的员工对于目前的职位有所不满并打算更换工作，即便是打算留在原岗位的人中，也有43%的人并不满意当下的工作。

　　关注商业科技领域的作家伯纳德·马尔，认为传统的工作等级制度正在被动摇，关于“我们的同事是谁”的传统观念，将在2024年之后消失。

　　对于已经在践行全新工作样态的人来说，上述论断是一种“佐证”;可是对于仍在原有轨道上前进的旁观者看来，上述数据大概率是与自己无关的，非常遥远的未来。

　　Cellinlab 一直保留着阐明自己最初想法的帖子，标题里赫然写着“准备 All in 独立开发者布道”，内容讲解了自己打算激励更多的程序员转行“独立开发者”，再通过将大家聚集在一起从而创造更大的价值。

　　评论区热闹归热闹，有一大半都在骂他。有人不理解什么是“布道”，有人认为“动不动就套用些大词、概念的人，跟卖 AI 课程割韭菜的网红没有差别”，有人的只留下直白的两个字——“骗子”或是“圈钱”。

　　许多人衡量“一人公司”到底是切实可行的新路径，还是被鼓吹起来用于收割普通人的伪概念，简单粗暴的标准都是“钱”。

　　“有没有赚到钱?”“赚了多少钱?”自从离开公司自己单干后，歪歪的亲戚经常旁敲侧击地提出这些问题。

　　“他们会认为你做‘一人公司’很赚钱，可能已经大赚了一笔，不然做这个事情干嘛呢?”

　　反过来看，一些网友质疑 Cellinlab 的原因无非也是觉得这个人“在立人设骗钱，什么对于 AI 超级个体的信仰，都是噱头”。

　　我厚着脸皮问 Cellinlab，所以这四个月你靠做 AI 社区到底赚到钱没有?

　　他答:自己的 Twitter 账号做起来之后接过一些投放需求，赚了几百块，但如果算上为社群付出的人力成本，收入得是 -1万。

　　吊诡的点在于，当你知道他没有因此获利时，第一反应并不是认为他洗脱了是骗子的嫌疑，而是“原来做一人公司也没那么赚钱嘛”。

　　的确不是每个人都能像玛莎或 LK 那样“赚一笔”。

　　离开职场两年间，玛莎成立了星火集·设计职业发展研习社，作为一名职业导师为学员做职业规划。创业第一年，她就赚到了70万，创业第二年，年收入正接近百万。LK出售的 AI 系统，定价就在50到100万之间，他坦言，每年只要能有一两个客户，就已经能获得很可观的收益了。

　　大部分践行“一人公司”的年轻人其实是歪歪这种，收入比在公司打工时要多，但远称不上暴富;在我们尚未接触到的沉默践行者中，像 Cellinlab 这样还在探索、仍未盈利的人，无疑也有许多。

　　在玛莎花11万8报名的创业课程里，大约有20名同期生，一年过后，一半的人都消失了;两年过后，真正靠着自己的双手赚到钱、活下来的人数，一只手都数得过来。

　　“赚不到钱就会放弃”，“投入产出比不划算就会放弃”，是很自然的事情。所以，付出了比在职场更多的精力，目前仍未实现收入同比例上涨的人，坚持是为了什么?

　　另一场追逐

　　每当遇到艰难时刻，歪歪的父亲就会问她:你对这件事儿还有信心吗?

　　歪歪回:有啊，怎么没有了。

　　父亲就会说:有信心就好，就能做。

　　轨道与旷野之间永远有道无形围墙，由“信”与“不信”彼此区隔。围墙内的人因为不信，所以觉得围墙外的人看到的新世界是“幻觉”;但对于围墙外的人来说，恰恰是因为相信，才看到了真真实实的“旷野”。

　　《海上钢琴师》里，1900在下船的舷梯中间停住，当他看到复杂的城市街景，还是回到了船上。他如此向朋友解释:钢琴只有88个按键，但你看过那些街道吗，仅仅是街道就有上千条，该怎么选择其中的一条路来走?

　　能够接纳“不同的人可以有不同的追求”，是“旷野”给予人生的包容，可如果放弃“轨道”所给予的人生指引，只有坚定知道自己想走哪条路的人，才不会迷失，或是回头。

　　在“一人公司”这种形态的“旷野”里，有些人追逐的仍旧是名利、金钱为自己带来的安全感，有些人追逐的是“纯粹做事的感觉”。无论是哪种，最终似乎都会收束回对于自我与外部世界的探索。

　　现在我们所见到的玛莎，谈吐幽默，金句频出。

　　但她说自己以前是个十分腼腆的女孩儿，跟男生说话会脸红，遇到事情会躲在家人的背后，不敢自己上前一步。直到父亲去世，身体不好的母亲需要照顾，她只能收起自己的情绪，一边学习心理学，一边安慰自己的母亲。

　　毕业后，她努力抓住每一个机会，在北京工作、扎下根，一步步做到设计总监。

　　对于家人的看重以及攀登职场阶梯的过往，给玛莎留下的印记是，离开职场第一年，她就给自己定下了营收目标，不低全职工作的年收入。

　　这是她借以彰显自身能力与价值的凭证，当这个目标已经实现，现在，她的动力变成了“帮助更多求职者”。

　　客户离开、收入不稳时，歪歪也曾想过回到职场，她甚至已经通过了某大厂的面试，但还是放弃了。虽然她一开始笑着打趣“出来得久了就回不去了，不想坐班”，实际上她是不想背离自己希望“专注做内容”的初衷。

　　LK 曾亲身经历“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时代，那是一段热火朝天的日子，眼里看到的、耳边听到的都是谁创业了，谁融资了。大三下学期，他就跟同学在学校后面租了间房子，做创业。

　　盈利模式没跑通，创业失败后，曾经的伙伴有的去留学，有的回家当公务员，可是他知道自己不是能闲下来的人。

　　“喜欢创造一个东西的感觉，这是不受控制的事情，在过程中你能感受到自己的变化。”虽然目前没有融资的打算，但他觉得“一人公司”不是自己认为的常态，他仍期待着产品及商业模式成熟后的扩张时刻。

　　传统职场的路径中止了，但对于人生价值的另一场追逐不会随之停下。

　　当离开了平台、组织、公司，个体的肩膀上承担了更多的职责与风险，那未必不是一个更残酷的世界。

　　玛莎摇了摇头，“这不残酷，这多刺激啊。”

　　参考资料:

　　【1】成为数字游民，年轻人换了种“活法”，澎湃新闻

　　【2】2023年中国灵活用工行业洞察报告，36氪研究院

　　【3】2023全球希望与恐惧调查报告，普华永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