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类社会发展历程中,制造业是最能带动一个国家经济保值增量的引擎。
英国是历史上最早被称为“世界工厂”的国家,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中叶,美国取代了英国,成为世界制造业中心。二战以后,日德逐渐崛起,甚至超越美国成为某些领域的世界制造中心。在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日本和德国又将低端制造业转移到香港、台湾、新加坡、韩国,造就了“亚洲四小龙”的发展传奇。20世纪90年代,改革开放把中国主推成新的制造业投资洼地,廉价劳动力和其他廉价的生产要素成本成就了中国几十年的“世界工厂”和经济腾飞。
近十多年来,“MADE IN CHINA”遍及世界,“世界工厂”的桂冠被送给了中国,美国苹果、通用公司、本田、索尼、三星等世界知名企业纷纷在华投资建厂,从东南沿海扩散到整个内地,诞生了诸如富士康那样的世界级代加工企业。制造业需要大量的劳动力支撑,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世界工厂”的制造车间解决了中国大量的人口就业,一定程度上拉动了经济的稳定快速增长。
然而,单纯依靠劳动要素来谋取剩余价值,是最愚笨且最不划算的买卖。不争的事实是,我国制造企业大多只能赚取较低的“辛苦钱”,大部分利润掌握在发达国家的企业手中。而代加工、粗放式的发展模式,不仅让我国制造业长期在“微笑曲线”上占据底端低附加值部分,很大程度上也给环境带来了极大压力。
最为尴尬的处境是:“MADE IN CHINA”曾一度被冠以“山寨”和仿冒伪劣的代名词。
东南沿海地区,也是中国制造产业最为集中和发达的地区,很多世界知名品牌都在此有代加工点。2016年初,全球十大鞋业制造商之一的九兴控股旗下工厂东莞兴昂鞋业宣布停产,并将产能向东南亚国家转移。有媒体梳理发现,东莞兴昂鞋业并非个例,此前已有不少制造企业将工厂外迁成本相对更低的国家和地区。对此,有不少民众颇为惋惜,甚至还有舆论开始唱衰中国经济,认为我国制造业已然优势不再,阵地失守。
事实上,随着地价和税收等生产要素成本的走高,加上工业4.0的兴盛,中国制造业一枝独秀的时代的确已经过去。牛津经济研究院发布的一份研究报告称,中国制造业在单位劳动力成本(劳动总报酬/总产出,或平均劳动报酬/劳动生产率)方面,对美国的优势正在缩减。而美国制造处于全球生产链条的中高端,仍有80%到90%的优势,其产品的市场附加值也大大超过中国制造。
美国当局敏锐地洞察到了这一点,奥巴马政府屡次高唱 “把就业和制造业带回美国”, 鼓励美国私人企业和资本投资美国基础建设,重振美国制造业,创造更多的工作机会。新晋美国总统特朗普关于促进美国制造业回归的态度和政策更为强硬,他指责中国和墨西哥人偷走了美国人700万个工作机会,而广大蓝领工人却因为低端制造业转移而被亚洲的廉价劳动力抢走了饭碗。特朗普在竞选中一次次放出狠话——直指中国,承诺未来政策将支持“购买美国产品”“雇佣美国人”、强制要求苹果将硬件制造产业迁回美国,对不肯回迁美国的制造业施以重税。
美国当政者正在积极夺回“世界工厂”的洗牌权,与之相照应的现象不仅仅是外企资本的退出,很多中国的资本也开始频频向海外投资布局。2016年10月,福耀玻璃在美国投资的莫瑞恩工厂开始投产,这家工厂的原址曾是通用汽车的工厂,因2008年金融危机倒闭,后被福耀买下,该厂是世界上制造汽车玻璃最大的单体工厂。福耀集团董事长曹德旺表示,已经计划花10亿美金去美国建厂,继续做汽车玻璃。
中国正从“世界工厂”向“世界投资人”转变。有统计数据显示:2015年中国企业在美投资超500亿美元,其中中国企业直接赴美投资超过150亿美元,同比增长30%。据《华尔街日报》报道,中国企业2016年上半年在美投资近290亿美元,打破历史记录,中国对外投资总额的1/3流向了美国;在这些大笔流向美国的资金中,有我们所熟知的海尔54亿收购通用电气,以及联想、中投、双汇、中石化、复星、万向、乐视等能源及制造业企业身影。
从全球生产要素流动风向和规律看,未来,中国或将失去“世界工厂”的地位,但这也意味着,中国经济在全球化产业链中的位置发生了质的变化。有专家分析称,中国制造对美国优势的丢失,并不全是坏事。它反映出了中国制造本身的结构优化、产业转型、产品升级正在如火如荼地展开,争取更大的发展空间;同时正迫使中国制造下定尽快突围的决心,马不停蹄地奋起直追,改变中国制造固有的形象,用我们的智慧与能力,力推中国制造向中国智造快速转身。
2015年,马里兰大学商学院丁曼创业中心常务董事伊兰娜?法恩在《华盛顿邮报》发表文章称,中国正在迅速改变,已不再只有血汗工厂的廉价劳动力,不再只是一个只会复制的“世界工厂”,技术和创新正在逐渐引导这个国家走向新的高峰。越来越多的外国创业者逐渐意识到了这一点。中国经济仍在发展,增长的空间是无限的,机遇也是无限的。
法恩还认为,对创业者来说,中国是个很合适的地方,“认为中国只会抄袭外国的创新技术的看法已经过时。譬如在中关村科技园,我们看到了3D印刷、电子、绿色能源和医疗保健方面的技术创新,但也清楚发现中国需要人才来把这些先进技术带入市场”。
中国正处在经济大转型时期, 2015年,李克强总理公布了《中国制造2025》国家战略,其中明确指出,未来十年,中国要从制造业大国变成制造业强国,到2025年迈入制造业强国队列,要走创新驱动、质量为先、绿色发展、结构优化的新道路,将“提高国家制造业创新能力”作为首要战略任务和重点。
新华社评论认为,中国人口超过13亿,市场蕴含的消费潜力巨大,要实现从制造业大国向制造业强国转变的战略规划,就必须转型升级,走创新驱动发展的道路。在风口上,中国的互联网产业、人工智能产业、机器人产业、高端装备制造业等都是随时可能起飞的“金猪”。
有外媒也曾分析指出,中国的新战略《中国制造2025》将极大地威胁到西方工业国家的地位:中国的目标是先更新生产设备,然后争取成为“高科技大国”,其目标是最终以中国技术取代西方技术。
关于未来“中国制造的出路”,曹德旺的回答是“提高产品附加值、转变产业发展方式”,他认为这二者是“中国制造”的后劲儿,也是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意图所在。曹德旺还表示,当前,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汽车、互联网与制造业的融合,创新已经方兴未艾,其发展潜力和影响力不可估量。
然而,当前中国的创新已经不再是商业模式和概念化的创新,而是在实体经济和“中国智造”上的高屋建瓴。前几年,中国的互联网经济因数据和人口的优势占据了很大的市场份额,众多互联网企业争相分食红利, “互联网+X”在一段时间以来,确实给中国经济带来了可观的增值。然而,随着2015年所谓资本寒冬的到来,很多O2O公司濒临倒闭,网络经济遭遇了前所未有的瓶颈期。投资家们深刻感触到了这个痛点,转而青睐于“来钱慢”但“后劲足”的科技领域,国内外资本也纷纷向人工智能、航空航天、芯片制造、大数据等行业汇聚,发展实体经济的举动已经越来越明显。宗庆后就鲜明地阐述过如下的观点。
“我感觉中央现在主要抓两件事,一个是强军,省得我们被外国人欺负;第二是发展经济,实现全民小康。这两个问题我认为都要靠实体经济来解决,特别是靠制造业来解决,如果我们光是靠GDP,以前我们GDP占了全世界30%以上,但那时候GDP靠的是丝绸、瓷器、茶叶,没有洋枪洋炮,人家八国联军来了三万多人就把清朝打的落花流水,所以没有实体经济,没有制造业的强大,富民强国也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们必须大力发展实体经济,特别是高端制造业。”
2015年,麦肯锡发布了一个关于中国创新的报告,指出最重要的两个创新,工程技术型创新和科技研究型创新,中国非常匮乏,也是中国未来三十年亟待填补的短板。对此,中科创星创始合伙人米磊就认为,科技创业是未来30年中国经济发展的主旋律,科技创新已是经济大转型时代的客观需要 。为此,他提出了“硬科技”的概念——以人工智能、基因技术、航空航天、脑科学、光子芯片、新材料等为代表的高精尖科技。区别于由互联网模式创新构成的虚拟世界,属于由科技创新构成的物理世界。米磊阐释说:“硬科技是需要长期研发投入、持续积累才能形成的原创技术。具有极高技术门槛和技术壁垒,难以被复制和模仿。是对人类经济社会产生深远而广泛影响的革命性技术,是推动世界进步的动力和源泉。”
《中国制造2025》和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与米磊关于“硬科技创新创业”的理念不谋而合。米磊预言:未来,中国和美国不仅仅是制造业强国之争,中美“硬科技”大战也即将爆发。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重点强调要“着力振兴实体经济”,米磊分析认为,硬科技将是中国发展实体经济的最有力抓手,玻璃大王去美国的投资现象已经给了中国人很大的警示,包括美国此前布局的15个制造业创新中心等等,诸多事实已经足够说明,中美两国在制造业和硬科技的过招对抗愈演愈烈,除了政府的宏观导向之外,还应该引起民间资本的重视。
“目前,以人工智能和工业4.0为代表的第四次工业革命即将到来,人类世界将在未来30年从信息化时代进入到智能化时代,这对于中国来说是非常大的机遇,如果能抢滩此次工业革命,中国定能实现重返世界之颠,赶英超美成为世界第一强国。而21世纪人类历史上最大的事情,将是中国重新成为世界第一。” 米磊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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