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度纠结99公益日配捐款 是公益机构在本末倒置

　　在抱怨配捐越来越少的时候，不妨思考一下如果有一天腾讯真的不再办“99公益日”了，那些把救命稻草寄托于这个一年一度配捐活动的草根组织该如何生存?有多少公益机构会因为一个公司随时可能做出的商业决定而陷入财务困境?

　　“99公益日”是中国公益组织一年一度的募款狂欢节，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关键词就是“配捐”。所谓配捐，是指每当有人捐出一笔钱，腾讯公益基金会或是其他金主们会同时按比例捐出一定数额的钱，达到善款放大的效果。

　　“配捐”概念并非腾讯首创，美国社会也存在类似计划，不过实现形式通常是企业为主体，多是一种鼓励员工支持慈善事业的手段——当员工向某一慈善机构捐款后，可以向雇主发起申请，雇主匹配一定数额的捐款给同一慈善机构。有些企业的配捐计划可以达到200%，当然这也不是无上限的配捐，企业会规定每年每名员工配捐总额的上限。

　　大型的互联网公益活动也不仅限于中国，美国每年感恩节后的Giving Tuesday就是一个类似的活动，同样会有金主们配捐，目前已经成为一个全球化的行动，2015年的Giving Tuesday总共筹集了1.17亿美元的善款。

　　▲2015年9月，美国北卡罗来纳州夏洛特，志愿者们为当地收容所制作三明治，该收容所是GivingTuesday在当地170余个合作组织之一。 ? Davie Hinshaw

　　互联网劝募活动是新时代给全球公益机构带来的全新机会，作为互联网巨头的腾讯公司，承担这项义务责无旁贷，这也是企业社会责任的一部分。

　　但是，我们在探讨企业社会责任问题之前，应该承认一个前提——企业生来的使命是营利——这与公益组织的初衷有天然的差别。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实现经济效益，即便是可持续发展，也首先是为了自己的可持续发展。企业的目的是赚钱，不是做慈善。即便是企业下属的公益基金会，也同样具有“通过履行社会责任，扩大母公司社会影响力，从而实现经济利益”的目的。

　　所以，某种意义上说，企业提供的募款平台、配捐机会等等都属于自发行为，这对公益机构来说是天上掉馅饼的好事，配合机构自身的募款计划、享受福利即可。但社会责任与经济绩效的关系十分复杂，没有人能保证越多的社会责任行为就会带来越多的经济收益。企业决策层面需要评估更多的维度——某个社会责任行动的成本是否给自身带来了足够的收益，能否被股东接受……如果某一行动损害了公司的商业利益，那么就违背了公司的经营宗旨，是一种对股东和债权人的社会责任的缺失。

　　公益机构(第三部门)与企业(第二部门)是相互独立的，关系最多止于合作。相反，那些提供资助的企业，作为公益机构的出资方，还应享有对公益机构的监督权。而公益机构对企业的要求，最多是要求企业履行自己的捐赠承诺，其他的只能是建议，并没有任何强制执行效力。同样，企业也没有处处为公益机构着想的义务，只要有公开的平台准入规则、配捐比例公示，并透明执行即可。如果企业的社会责任部门经过研究，决定终止或调整某项公益资助行为，只要在不违反合同及国家法律法规的前提下，不需要对任何利益相关方负责。

　　不客气地说，即便腾讯在未来的活动中继续降低捐赠比例，甚至取消“99公益日”，公益机构当然可以抗议和质疑，但注定不会得到什么好的效果。与其抱怨，不如想想自身能为腾讯或其他公司带来什么收益，营造一个双赢的募款活动，这样才能进一步激发更多企业参与公益事业的决心。

　　▲随着“99公益日”的举办，无论民政部门还是民间组织，都出现了专门针对“99公益日”的培训，内容包括了解规则、筹款策略等等。图为宁波市民政局民间组织管理局在2017年7月发布的培训通知。

　　业界的奇怪现状，什么是公民社会组织?

　　在研究公益机构基础理论时，“公民社会”是一个绕不开的概念。从社会学定义上说，公民社会是一种围绕共同利益、目标和价值的，非强制性的行动团体，而公民社会组织就是建立在这一价值观念上的社会团体。共享利益、目标，发挥群体力量解决社会问题，相信通过公民力量可以让社会制度和政策贴近不同群体的需求，这是所有公益组织应该共同享有的基础理念。

　　如果把民间公益团体的经营目的分成三个层次，那么最合适的分法就是机构、行业和社会三个层面。零散的个人团结在一起提供服务，形成了个体机构;每一个公益机构组成了公益行业;而整体的公益行业共享“让社会更美好”的理念，共同达成最终目标。

　　2016年3月，《慈善法》公布，其中第六章第六十条规定，慈善组织在特殊情况外，年度管理费用不得超过当年总支出的10%。这明显是一条不合理的规定，还在当时掀起了一阵波澜。但是波澜褪去，未见更多讨论。

　　到2017年年初，各大基金会、公益组织披露年度报告，众机构又把自己“管理费用低”作为机构管理上的优势来宣传，给社会公众传达一种“管理费用越低越好”、“管理费用越低，捐款利用越有效”的观念，丝毫未见对法律和实际支出相冲突的讨论和质疑。不过每一个从业者、基金会财务管理者都很明白，这个财务报表上“很漂亮”的管理费用比例是怎么来的，是经历了多少的财务调整才实现的。

　　如果未来有一天，所有基金会、公益机构公告的管理费用都到了10%以下，那下一份《慈善法》修订稿时的限制比例又要变成多少?管理费用比例没有放宽，那些没有财务数据调整能力的机构，又能用什么去招募人才，用什么去促进整个行业的进步与发展?

　　一个健康的公益组织，其财务管理制度当然应该严格限制行政管理费用，但也应该为员工提供有竞争力的薪酬标准，只要说明白为什么花了这么多管理费用，并且讲清楚未来为了扩大发展可能还需要更多的管理费用，迟早会获得公众的理解，这也是对整个行业发展的推动。

　　如果一个公民社会机构都不再相信公民力量，不相信公民的理解是最坚强的后盾，那么它存在的根基也就不复存在。教育公众、开发公民捐赠资源的责任究竟是在企业下属的基金会，还是在每一个公民社会组织本身?在公益团体经营目的的社会层面，教育公众是不可推卸的责任。

　　“99公益日”的慈善劝募也一样，为公益组织提供经济来源的是每一个公民捐赠人，是真金白银在腾讯公益平台上捐款的个人，而不是提供配捐的平台或基金会。“99公益日”最大的价值，是为公益机构提供一个联结公民力量的机会，提供一个把机构主张和社会问题传播出去的平台，让更多人理解公益机构在做什么，理解如何参与和支持公益行动，从而推动整体行业的发展。把参加“99公益日”的目的仅仅局限在获得那“1:X”的配捐上，纠结于几千几万元捐款的得失，不可谓不是一种本末倒置。

　　▲根据“腾讯公益”官网数据，截止9月7日18:25，当天已有500余万人次捐款，捐款金额近3亿元。

　　如果没有了“99公益日”，草根组织怎么办?

　　在抱怨配捐越来越少的时候，不妨思考一下如果有一天腾讯真的不再办“99公益日”了，那些把救命稻草寄托于这个一年一度配捐活动的草根组织该如何生存?有多少公益机构会因为一个公司随时可能做出的商业决定而陷入财务困境?

　　相比于政府以及企业背景提供的社会服务，非营利组织最大的优势在于独立性。公益组织只有保持财务来源的独立性，才能保证自己的服务内容可以绝对立足于服务对象的需求，实现自己工作的社会价值，而不是照顾政府专案的要求，或是听从企业捐赠人的指示。而“99公益日”的天上掉馅饼，会让很多草根组织误以为配捐是天经地义，从而高估自己的募款能力。

　　非营利组织的管理运营中，财务管理和募款管理是极为重要的两个基础环节。财务管理决定了机构的预算决算，决定了机构是否有能力合理评估自己的业务内容，能否如期实现，能在有限的资源下完成多少任务，也决定了在实现发展规划的时候，发现多少资源缺口，需要寻找多少资源。而募款管理则决定了非营利组织的经营目的能否实现，能否通过合理的规划预估自己的年度募款收入，能否在需要的时候获得足够的资源。

　　资金来源是全世界非营利组织共同面对的头号难题，在美国罗格斯大学非营利组织管理与治理中心的一个研究报告中，提到新泽西州非营利组织的资金来源数据，25%来自公民独立捐赠，15%来自会费或营业收入，12%来自地方政府补贴，12%来自特殊的募款活动，11%来自于基金会及企业捐赠，6%来自于联邦政府补贴，这些资金来源构成了机构80%以上的资金来源。而其中最大一部分的收入，是公民捐赠。

　　当然，合理的募款比例不是严格的数字，而是要根据具体的业务范围制定。管理费用、筹资费用和短期临时项目支出适合从公民捐赠和会费业务收入支出，长期稳定计划应该更多考虑开发基金会、企业及政府购买的资源。在商业领域的对应概念叫“以投定筹”，筹资多少，从哪里筹，是要根据投资的方向来决定。至于如何预估自己的管理费用、长短期支出的规模，那就是财务预算中要解决的问题了，所以募款管理和筹资管理也分不开。

　　从财务管理的角度，对于公益机构来说，大笔的基金会和企业捐助并不是稳定的输血渠道，意外断裂可能伤筋动骨。但公民捐赠人这种零散、稳定的，非限定性用途的捐赠，细水长流但延绵不绝，在理想状态下应该成为机构日常运营资金的基础。其次，机构本身的业务收入、会费等收入也属于非限定性用途的资金，同样应该优先考虑。一个稳定的非限定性收入数额，决定着机构运营预算的下限，这样才有可能稳健地规划自身发展的未来。

　　当我们因为“99公益日”的系统BUG、配捐比例降低而愤恨不满时，不妨想想这一切是否来得理所应当，腾讯公益是否真的在乎有没有人继续玩。当我们因为这一捐赠渠道在未来的不确定性而觉得不安时，不妨想想是不是自己机构的财务管理规划和募款能力出了问题，平时稳定的资金来源是否太少。当我们抱怨社会不理解公益组织，发动公民捐赠困难重重的时候，不妨想想自身机构的战略规划中，是否把推动行业进步和扩大社会影响、教育公众意识放了进来，在实践之中，又做到多少。